在司法实践中，认定盗窃犯罪时，普遍存在重数额，轻情节的现象，以致于把有罪当无罪或把无罪当有罪处理，或者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。因而，有必要对盗窃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及其如何适用问题，进行探讨。
　　一、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　　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可以看出，在数额较大、巨大、特别巨大三个量刑档次中，也把相应的情节作为适用相应量刑档次的条件之一。如在普通盗窃中，与“数额较大”相对应的是“多次盗窃”；在加重盗窃中，与“数额巨大”相对应的是“其他严重情节”和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。这就是说，不仅盗窃数额是定罪和适用不同刑罚档次的依据和条件，盗窃情节也是定罪和适量刑的依据和条件。盗窃数额和情节都可以独立影响定罪和适用刑罚。盗窃情节虽不能单独决定是否适用死刑，但也是决定能否适用死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因而，在司法实践中，绝不能忽视盗窃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。
　　二、修订后刑法关于盗窃情节的规定。
　　刑法关于盗窃罪情节的称谓有四种：
　　（1）与数额较大相对应的是“多次盗窃”。
　　（2）与数额巨大相对应的是“其他严重情节”。
　　（3）与数额特别巨大相对应的是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。
　　（4）在盗窃珍贵文物中使用了“情节严重”。
　　这四种情节中第一种情节既是定罪情节，又是量刑情节。对“多次盗窃”比较好掌握和界定（见罪与非罪专题），而后三种情节则不好掌握和界定，尤其是后三种情况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。即何为“严重情节”？何为“特别严重情节”？“严重情节”和“特别严重情节”与“情节严重”又有什么区别？从后三种情节与量刑的关系来看，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情节，即一级比一级严重。但从文字表述来看，二、三情节之间使用了逐步升级的文字表述法。四种由于对象不同却又使用了与第二种语义相近的文字表述法。因而这里“情节严重”只适用盗窃珍贵文物。但我们认为，尽管第四种盗窃对象与第二、三种不同，但使用“情节严重”似有不妥之处，即不利于对无期或死刑以下量刑幅度的划分。
　　三、“严重情节”与“特别严重情节”的认定及累犯加重处罚的适用。
　　最高法院1997年11月4日，《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盗窃数额达到“数额较大”标准，同时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具有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；盗窃数额达到“数额巨大”标准，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认定具有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：
　　1.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；
　　2.盗窃金融机构的；
　　3.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；
　　4.累犯；
　　5.造成被害人死亡、精神失常和其他严重后果的；
　　6.盗窃救灾、抢险、防汛、优抚、扶贫、移民、救济、医疗款物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　　7.盗窃生产资料，严重影响生产的。
　　8.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。
　　从上述《解释》来看，盗窃数额以外的情节，是随着数额的变化而发生性质变化的。司法实践中，认定盗窃情节到底是属“严重情节”还是“特别严重情节”，一定要结合具体盗窃数额来综合判定。对累犯，主犯能否作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和“特别严重情节”的量刑情节，理论有不同看法。
　　有人认为：解释第6条第（三）项中，对盗窃“数额较大”或者“数额巨大”的犯罪行为若具有主犯、累犯等八种情形的，可以分别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或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。即有这八种情形的犯罪分子均需要在上法定刑幅度内裁量刑罚，导致了高于法定最高刑以上的判决出现。审司法机关违背立法解释的表现，属于越权解释。
　　笔者认为，解释第6条（三）项关于加重情节的解释，既不违法，也未越权，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司法解释。首先，“其他严重情节 ”和“其他特别严重情节”是刑法第264条规定的两种加重处罚情节，因而对其进行司法解释，有其法律根据，并没有越权和违法。第二，刑法第264条把“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”和“数额特别巨大或者个有其他严重情节的”，分别作为递进加重处罚的两种情形。解释机关既然有权对数额加重处罚作出解释，当然也有权对情节加重处罚作出解释。因而，解释第6条（三）项的内容，只存在是否合理问题，不存在违法越权问题。
　　那么，解释第6条（三）项的八种加重情形是否合理呢？《思考》一文仅就累犯、主犯提出了批评，对其他几种情形未加评述。这里，也仅就累犯和主犯是否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，谈一点看法。
　　对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，有许多同志表示异议，他们认为，这种做法，是两次从重打击累犯和主犯。[2]第一次是把本应在第一档法定刑内量刑的犯罪拿到第二档去量刑，第二次是把在第二档法定刑中对其再从重处罚。使累犯和主犯加重又加重，显失公平。
　　笔者认为，客观地说，从表现上看，将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处罚情形，似有双重加重之嫌，存在不合理之处。但只要稍加分析，就可以知道，这种解释仍有合理之处，只要适用正确，也不会造成双重加重。这里先用两个案件作比较。甲某，累犯，先后因盗窃，三次入狱，共服刑期14年。甲某第三次出狱后不久，又先后三次盗窃他人现金9900元，全部挥霍，分文未退，且认罪态度不好。乙某，先后五次盗窃他人现金9900元，全部挥霍，分文未退，认罪态度不好。甲、乙属于同一地犯罪，该地区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是1000元，“数额巨大”的起点标准是10000元，当地法院对乙某按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对甲某以“具有其他严重情节”的情形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我们认为，上述判决是非常正确的。由于甲乙的盗窃数额都已接近“数额巨大”标准。如果甲、乙都不是累犯，根据其犯罪数额和情节，都可以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而甲某系累犯，如果按“数额较大”量刑，对其只能判刑三年，这实际上对累犯没有从重。因而，把甲作为具有“其他严重情节”的情形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即体现了对累犯的依法从重，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，显得公平合理。相反，如果对甲乙都判刑三年，则会使人感到不公平，不合理。这是累犯与非累犯犯罪相比。累犯与累犯相比，也有这种情况。如累犯丙某盗窃10000元，刚好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，其他情节与甲某基本相同。按照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，法院对丙某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甲与丙都是累犯，盗窃情节相同，只是数额相差100元，如果不把甲作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者，甲只能判刑三年，甲、乙两人刑期则相差两年，显然不合理。可见，将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情节是合理的。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对累犯、主犯适用加重处罚时，应该注意如下两个问题：
　　1、解释使用的是“可以”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，并非是“应当”。这也就是说，对累犯和主犯，并不是一律都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，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累犯、主犯盗窃的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标准时，才能适用加重情节。如果累犯或主犯盗窃的数额刚刚达到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起点标准，或者离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，则不宜适用加重情节。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累犯和主犯，在其盗窃数额的量刑幅度内量刑，有从重处罚的余地，足以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。如某地确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起点额为10000元，数额特别巨大起点额30000元。在这里，数额巨大的下限额和上限额相差三万。量刑的起点刑是三年，最高刑是十年，起点刑与最高刑有七年之大的幅度。如果其累犯或主犯盗窃数额为11000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该累犯或主犯则不宜适用加重处罚。因为从盗窃数额来看，如果不是累犯或主犯，一般只能判3-5年。对累犯或主犯，可在3-5年以上从重处罚，最高刑是10年。对有些累犯或主犯，还不一定要判至最高刑。因而，对这种累犯或主犯，根据不需要适用加重情节。此外，对于盗窃数额离上限额还相差较大，从其犯罪的具体情节来看，在其盗窃数额的量刑幅度内足以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，也不应适用加重情节处罚。
　　2、对于适用加重情节处罚的累犯或主犯，在适用从重处罚时，不能以法定刑为标准来确定是否从重，而应当以犯罪事实为基础，确定在一般情况下，该盗窃犯应判处多少刑罚，然后在此刑罚的基础上，考虑累犯或主犯的因素，确定对累犯或主犯从重处罚的具体刑罚。这样可以避免对累犯和主犯适用不适当的从重处罚。司法实践中，以法定刑确定从重处罚的标准，是没有根据的，也是不科学的。
　　3、要正确处理情节与数额的量刑关系。
　　盗窃数额与情节都是影响定罪量刑的因素。因而要把数额与情节结合起来，观察考虑。要克服重视数额忽视情节或重视情节忽视数额，顾此失彼现象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：一是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法院完全以数额划分不同的量刑标准，或者以某一案件的量刑为例，各个盗窃案件都比照其量刑，忽视各个案件的具体差异；二是在共同盗窃中，完全以数额大小确定刑罚轻重，忽视各共犯的其他情节；三是不适当的夸大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，造成量刑上的严重失当或过大的悬殊。总之，在量刑时，要把各盗窃犯的主观恶性、特殊身份、自首、立功、认罪、退款等情节，作出适当的恰如其分的评价，在量刑中准确地体现出来。